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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读后感
看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左传》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左传》读后感1
《左传》看似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写，但在描写当中又参杂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总结与经验教训，为人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在个人方面，用理性去看待问题，用逻辑去征服他人。在《烛之武退秦师》中，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说秦伯，刚开始是把郑国的存亡问题放在一边，先对秦、晋、郑三国的利害关系进行着重的具体说明，其次叙述保存郑国对秦的好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在述说晋国的狼子野心与对秦国的忘恩负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一步步地叙述，把秦、晋、郑三国的利害关系清晰地摆在秦穆公的面前，最后打动秦穆公，不仅使得秦国退兵，而且还留了秦将杞子三人帅军助郑守卫郑国。
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可以运用严谨而周密，委婉而多姿的逻辑思维去熄灭战火，更何况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呢。现在的中小学，往往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的某某因为打架而受伤住院或者残废，这都是因为一点小小的摩擦而导致的。有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打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要学会运用理性的观点去看待问题，用严密的逻辑去征服别人。
在教育方面，循循善诱，有足够的耐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在《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庄公一生下来就被其母武姜所厌恶，而他的弟弟则一直被其母偏爱，先王在位之时，其母就想要废除庄公而改立段为王。庄公上位时，其母又私地下各种阴谋来阻挠庄公持政。段因受其母的偏爱而骄纵无忌，大臣们害怕段会酿成祸害，纷纷请旨想除去他，庄公却泰然处之。其实庄公不是不明白段和其母的祸心，只不过他的略是令其养痈为患，“多行不宜必自毙”。终于，段被庄公宽容的假像所迷惑，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最终被庄公所灭。
其实庄公如果能够对段有一定的教育，或许段也不会养成骄纵无忌的性格。老师是教书育人的伟大职业，它对学生有很大的启蒙作用，甚至会影响学生的一生，但有的老师却对一些性格比较恶劣、老师的劝告不听、漠视课堂纪律的学生采取自由放养的方式，认为老师的话你现在不听，那就等到到了社会由法律制约吧。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调皮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只要老师抓住学生的心理，有足够的耐心，循循善诱，那么一定可以让学生认真起来。
在国家方面，杜绝腐败行贿之风，建立高效廉洁、勤俭节约型政府。《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因为杀了死马孔文嘉以及宋殇，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接受了它并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就对此表示鲁庄公这种行为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糜之风，构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每一部史书，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内容，只要能用心地去品尝，细细体会其中所蕴含的道理，那么它就是一部好的作品。正如《左传》，它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记载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每一个篇章，都揭示了其中所蕴涵的大大小小的道理，对现在的个人、社会与国家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左传》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偶尔无聊的时候看看史书，尤其是像《左传》这样优秀散文典范，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的，进而完善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左传》读后感2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的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传》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在〈隐公〉里面，[臧僖伯谏观鱼]中，鲁隐公要到棠地以射鱼为娱乐，大臣臧僖伯奉劝他要把精力集中到国家大事上，而不要荒怠正事，指出：“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臧僖伯虽未能阻止隐公的行动。但他的话足以训诫。这里了告诉我们，若要作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必须学会察纳善言，广纳贤言才能使自己的权威得到承认，更好的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
在〈桓公〉篇里，[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这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所以我们要做好榜样，发挥领导作用。
在〈襄公〉篇里，[子产问政]中，郑国的执政者子产遵循“爱民如子”的原则，把政事当作农事，精心料理，表现出他一心为国的品质。从子产的作为上看出，我们的当权者应当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用群众观点去看待问题，要爱民如子，不能背弃群众为中心的倒行逆施，要勤政爱民。作为一名管理者更应如此，学会体恤下属。
读到《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世即为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偏爱。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即位，段又恃母爱骄纵无忌。大臣们恐酿祸患，纷纷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祸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面宽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
好，机会终于成熟了，庄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去了来自任何一方的谴责了。庄公故意放纵其胞弟的篡权之心，并为之“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当然是设置的圈套），培养之，引导之，令其事发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谓险毒阴深矣。难怪有人评说，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系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颇有感触。某些调皮顽劣的学生，不是那么愿意听取老师的批评，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告为儿戏，更有的则干脆顶牛，他们对老师的教诲是那么的反感。教育者见教育不见成效，
也就有丧气、赌气的时候：算了，让他去。甚至想，平时里小打小闹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学校管不了他，将来让社会去管他，让法律去管他吧。君不见，不是终于也有那么几个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吗？
但我窃以为“做人须当讲人品，为师更应尚师德”，为师者而放弃了教育的职责，是为失德也。对于班中一些顽劣调皮的学生，尽管有时明知有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同学们尤其是那些经常挨老师“训斥”的“差生”们呢，听了这段故事，难道就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还能高兴于老师对自己的不管不问、或曰不敢管不敢问、或曰不愿管不愿问？难道还能将老师对自己的这种听之任之作为炫耀于同伴的本领？难道还能憎恨那些敢于管教你们的师长并伺机对他们施以报复？难道竟希望教育你的老师变为郑庄公？
郑庄公其人，学生莫爱，老师莫学
《左传》读后感3
这本书我很早就买了，拖了很久才读完，又拖到现在才写读后感。
一看这本书的题目就知道，这是一本后现代史学的研究著作。后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历史书写”的关注。简而言之，后现代史学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记载，只要是历史记载，多多少少都掺入了记录者的主观因素。就像《左传》这部书，我们以前总是习以为常地将其中的记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很多编撰者的主观意图。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内容的话，那就是：从《左传》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左传》的编撰者常常试图对历史进行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未必真的合理。
这样说比较抽象，我们可以举一个书中谈到的例子。
《左传》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卫懿公好鹤”。原文如下：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甯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卫懿公亡国的记载，明显分为两个部分（用“//”分开）：前一部分是关注点是“好鹤”，而后一部分的关注点是战场上的策略。其实，假如我们把前一部分删去，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只能看到，卫懿公是由于军事指挥失误而亡国的。然而加上这样一段关于“好鹤”插叙，整个故事的因果关系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左传》的编撰者在暗示我们：军事失误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国君的失德。同时，我们可以还可以感受到，《左传》的'编撰者在试图向读者传达一种带有普适性的道德训诫：作为君主，不能玩物丧志，否则就会亡国。
上述这些，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然而，这种解释真的合理吗？卫懿公真的是因为“好鹤”才亡国的吗？换句话说，玩物丧志就一定会导致亡国吗？我看未必。首先，从逻辑上讲，卫懿公亡国这件事，完全可以用单纯的军事原因来解释，甚至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其次，从历史上看，玩物丧志的君主也未必都会亡国。例如在明朝，天启皇帝整天就喜欢做木工，这也算玩物丧志了吧，但是却没有亡国；相反，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却逃不过亡国的命运。总而言之，《左传》中这种对于历史的“解释”，未必是绝对合理的。
通过这个具体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看似客观的历史记载，实际上蕴含着书写者对于历史的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是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的。当然，我觉得作者并无意于消解历史，而只是像我们揭示出文本中存在的这种微妙的现象。
除了关于《左传》的具体分析外，这本书还带给我一些关于后现代史学的新感受。
根据我的观察，很多研究者基本上将后现代史学，或者说“历史书写”理论与历史虚无主义划上等号。由此产生了两种人，一种是打着后现代史学的旗号对历史进行解构，不讲证据、不讲逻辑。这种人当然是肤浅的。不过说实话，我目前还没怎么和这类人接触过。我见过更多的反倒是另一类人，一提到后现代史学就如临大敌，仿佛只要一提“历史书写”就是不学无术的表现。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过于极端了。
我觉得，《<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审视后现代史学究竟能带给我们哪些不一样的、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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